1. 研究目的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体制不断改革完善同时，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也在不断推进，而财政体制改革中的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的变化会改变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程度和公共物品提供水平，这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活动作用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吕冰洋等，2016)。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增加了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税收体制，为各级政府履行事权提供财力保证。从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由于税收分成是财政分权重要指标，本文将探究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其异质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提出完善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本文具有如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本文的理论意义
（1）研究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影响，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从财政分权角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财政分权从本质上衡量的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力的分配情况和财政激励，因此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比例可以作为度量下级政府财政分权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优点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可以获得和比较，准确刻画了地方政府或官员所面临的事前税收激励，也是决定不同层级政府财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周黎安，2015）。因此本文从税收分成角度出发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研究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异质影响，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上，忽略了地区税收分成比例不同对不同部门的经济增长率异质影响。本文将探究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跨部门与跨经济阶层)的异质影响，丰富相关文献。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第一，财政分权从本质上衡量的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力的分配情况和财政激励,因此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比例可以作为度量下级政府财政分权的一个重要指标(周黎安等，2015)，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规模最大的两个主体税种，且属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毛捷等，2018）。因此，区别于以往财政分权指标从财政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及自有收入的视角，本课题参照吕冰洋等（2016）、毛捷等（2018）的方法，选择增值税分成率、企业所得税分成率以及税收总分成率分别作为税收分权的指标参数；第二，本课题选取的经济增长指标涵盖了不同部门，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2）本课题利用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计量模型的方法，探讨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跨部门与跨经济阶层异质影响)及其传导机制。(3)结合实证结果，为完善财政体制、促进经济增长给出政策建议。
本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经济增长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第一，税收分成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构建；第二，厘清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跨部门与跨经济阶层异质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写作提纲：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写作提纲：第一部分：引言和文献综述。（1）背景分析以及研究意义；（2）国外研究综述、国内研究综述；（3）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二部分：现状分析。（1）利用增值税分成率、企业所得税分成率以及税收总分成率反映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研究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我国不同产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第三部分：实证分析。（1）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影响；（2）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第四部分：政策建议：结合实证结论，本课题提出的政策建议将为完善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指导。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Tiebout(1956)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企业、居民等流动性生产要素会在不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中进行选择，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竞相提供优质低价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Oates(1972)提出地方政府具有低成本优势掌握地方信息，从而提供有差异的公共物品供给，有效配置市场无法配置的资源，使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Xie和Zou(1999)利用内生增长框架将政府提供的不同公共物品作为不同的投入生产要素，结合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Brehm(2013)基于一个具有空间误差修正的随机前沿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证方法来分析财政分权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潜在联系。财政分权本身并不被认为是增长的源泉，而是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的一种激励机制。Guo和Zhang(2014)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支出政策的影响，并分析了纵向财政失衡对地方支出政策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支出分权增加了政府支出，导致资金分配的基本建设比重增大，教育和行政比重减小。Gustavo(2019)通过使用地理碎片化指数(GFI)和国家大小作为工具变量讨论由反向因果关系和未观察到的因素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重新审视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平均而言，地方支出或收入份额每增加10%，人均GDP就会增加约0.82和0.57个百分点的结论。
国内研究现状：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影响角度，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的经验证据并未就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给出明确的结论。张晏和龚六堂(2005)结合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交互作用的结论，也指出了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程光钰(2017)运用1996-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速、经济效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不匹配,过度的支出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结构优化都存在阻碍作用的结论。孙萌和台航(2019)结合中国式财政分权所表现出的税收弹性分成特征,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了地方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过高和过低的财政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张曙霄和戴永安(2012)基于Koenker(2004)提出的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得出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其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以及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空间策略性竞争抑制了绝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增长的结论。黄思明(2019)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多水平模型，从纵、横向竞争两个方面分别检验了232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策略互动特征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式分税制不存在类似联邦财政体制的纵向竞争，而横向竞争关系则存在群组效应。周黎安(2007)从地方官员激励模式角度分析了分权体制对经济增长异质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及其各种特有问题的内在关联。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高萍和付雅丽(2019)选取地区经济水平这一指标,通过聚类分析法把31个省市分成三大区域,并分析财政分权对各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 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弹性的增加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说，已有文献对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但是仍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大多数研究使用本省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与中央人均财政收入(或支出)之比来构建财政分权指标,而财政分权从本质上衡量的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财力的分配情况和财政激励,因此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间的税收分成比例可以作为度量下级政府财政分权的一个重要指标(周黎安等，2015)。因此本文使用税收分成这一指标进行分权度量,考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第二，现有研究虽然涉及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异质影响的分析，但主要集中在区域差异、地方政府竞争等方面，而税收分成对经济增长的跨部门与跨经济阶层异质影响的分析并未涵盖。为此，本文将同时探究税收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跨部门与跨经济阶层异质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 2019-11-01至2019-11-15搜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联系指导老师。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汇总，完成课题的文献综述； 2019-11-15至2019-11-22整理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和开题报告的撰写； 2020-01-01至2020-01-31 查找资料，寻求并汇总数据。思考论文大致提纲，总结成文，上交导师等待指导意见； 2020-02-01至2020-02-28 完成初稿，并交与导师审核； 2020-03-01至2020-04-15 完成论文修改、定稿、外文文献翻译工作； 2020-04-16至2020-04-30 完成所有资料整理、论文修改，准备毕业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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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考文献
| [1]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416-424. [2]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2. [3]Xie D, Zou H F, Davoodi H .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 J ].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9, 45 (2) : 228 - 239. [4]Jia J , Guo Q , Zhang J .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expenditure policy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28(C):107-122. [5]Brehm, Stefan. Fiscal Incentives, Public Spending, and Productivity – County-Level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Province[J]. World Development, 2013, 46(Complete):92-103. [6]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04):75-108. [7]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07):15-25 187. [8]孙萌,台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19(05):3-21. [9]谢贞发,张玮.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一个荟萃回归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5,14(02):435-452. [10]程光钰.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面板分析[D].河北大学,2017 [11]吕冰洋.政府间税收分权的配置选择和财政影响[J].经济研究,2009,44(06):16-27. [12]黄思明.中国式财政分权、群组效应与经济增长[J].管理评论,2019,31(08):250-259. [13]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14]高萍,付雅丽.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弹性的影响[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2):68-74. [15]王胜华.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异质性研究[D].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8. [16]吕冰洋,马光荣,毛捷.分税与税率:从政府到企业[J].经济研究,2016,51(07):13-28. [17]史宇鹏,周黎安.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J].经济研究,2007(01):17-28. [18]张曙霄,戴永安.异质性、财政分权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2(01):103-115. [19]毛捷,吕冰洋,陈佩霞.分税的事实:度量中国县级财政分权的数据基础[J].经济学(季刊),2018,17(02):499-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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