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分析开题报告

背景：过去的40年，中国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为快速和开放的发展时期。经济、科技、教育等各方面蓬勃兴起，尤其是工业产值目前达到了世界第一。但与之而来的便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雾霾以及水污染。而这些污染，与重污染企业在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不达标的行为密切相关，然而这种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对于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适用。除此之外，环境资源的日益短缺、能源的逐渐匮乏，也使得重污染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压力。如何寻求发展以及转型已经是这些企业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要想取得进一步发展，除了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对于政府来说，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较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对于生态环境方面的工作部署。生态环境部将坐镇东北、西北等地区，通过完善重污染应急减排清单、提高预测水平等方式，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重污染企业排放污染的难题。通过环境规制，从宏观层面对整个行业进行规范，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之一。然而，将环境问题内部化，以解决环境这一公共产品存在的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往往是一种负担。企业要治理污染，一方面需要淘汰清洁生产不达标设备，造成产能上的缩减；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进行绿色技术和设备方面的购置或者研发。无论哪种方式，对于短期内现金流有限的企业来说都是一种负担，甚至造成企业的亏损、破产。但是从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对企业的战略布局产生影响，从而加快对污染排放较多的设备的替代升级，发展绿色技术。这样的话，企业获得了技术上的优势，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能够弥补为治理污染而进行的投资，甚至在长期来看经济利益会增加。如何制定恰当的政策，使得既减少环境污染又能使企业得以生存甚至进一步发展，则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考量。

我国当前学界对于环境规制的影响大多是从宏观角度出发，如区域生态效率（李胜兰等，2014）、全要素生产率（王杰等，2014）、出口贸易（任力等，2015）、总就业（李梦洁，2016）等。但是，具体从企业微观角度出发的研究相对较少。“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给企业造成负担，但是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弥补企业的治污成本以及获得财务效益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所面临的情况本身就有异质性，包括但不限于地域差异、生命周期差异等，因此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响应并不相同，而且由于地域特性，不同地区的工业聚集度以及工业类型也不相同，波特假说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除此之外，目前关于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多在于企业的经济效益，较少有学者关注企业的环境效益。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企业的环境效益进行了研究，以2010-2018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不同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依据结果对政府的环境规制施策提出建议。

理论意义：

目前来看，学者对于环境绩效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以及行业层面，对于微观企业主体的研究却非常有限。虽然对于宏观方面的研究能体现政策总体的有效性水平，但是这一有效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每个企业面临的情况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企业本身也各有差异。这就有必要对微观企业主体进行研究。本文选取微观企业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的有效性。同时，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选取了诸多控制变量，提升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实用价值：

环境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同样还是企业以及社会群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快速的发展使得我们生活更加富裕，国力更加富强，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造成的环境破坏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巨大威胁。长江流域的生态破坏、海洋污染物的随意倾倒、酸雨以及雾霾，使我们的居住环境受到了极大威胁。重污染企业作为污染产生的主要来源，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政府进行政策方面的制定，群众对企业进行监督，这就要求企业密切注视环境绩效。企业作为绿色创新和经营的主体，也必须要遵循政策规定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众多学者认为，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会造成短期的财务绩效受损，使企业面临财务危机。但是忽视环境效益固然短期可能会使企业获得客观的短期经济效益，一方面会导致企业面临行政处罚，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绿色技术方面的改进和提升，使得企业缺乏长期竞争力。习近平在生态建设方面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双重贡献者，如何让二者达到平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当下企业转型期，更加强调绿色经济，势必要求更加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因此，本文通过对环境规制以及企业环境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对企业根据政策环境进行投资运营决策提出建议，就政府如何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及群众参与管理提供了建议。

选题对我的价值：进一步延伸课堂所学，对于重污染企业的研究以及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探索对我研究能力的培养起到具有很大的提升作用。同时，实证分析的运用，是我目前还不曾掌握的方法，通过进一步学习，也将培养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环境规制研究现状

研究环境规制的目的是在于探究环境规制能否有效的改善环境。目前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以宏观和微观作为分类标准。

在宏观方面，众多学者运用宏观数据来对环境规制产生的效果来进行，如产业转型、创新和技术进步、绿色生产率等。原毅军等（2014）研究了环境规制是否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发现在一定范围内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即正式环境规制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即两者直接正相关。杨仁发和李娜娜（2019）采用EBM模型衡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中国各省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与环境规制的关系，发现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和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呈“U”型关系，命令型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均能够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而公众参与型则并不显著。申晨等（2018）采用SBM模型测算1997-2013年中国不同省市的环境效率，探究其与不同种类的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激励性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分别为倒“U”型、促进型、不显著的关系。

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上，则是通过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各方面的关系。众多学者认为，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的创新意识产生影响。黄德春（2006）通过对技术参数的研究，发现虽然环境规制会使得企业短期成本增加，但也会给企业带来技术上的改进和创新，以弥补成本甚至获得经济利益。张成等（2011）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对中国不同省的工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DEA方法测算其生产进步相关指标，发现在短期内，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长期内会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两者之间呈现“U”型关系。其他相关的研究包括企业的经济绩效（田昕加和张广美，2020）、竞争优势（丛榕和胡元林，2019）等。

（二）企业环境绩效研究现状

目前来看，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方面。Clarkson et al.（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企业环境绩效相互促进，相辅相成。Zobe（2013）为了检验ISO14001认证能否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影响，将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若干企业与未获得的进行对比，发现并未有明显的环境绩效提升。杨冬云和谢杨（2019）通过对中国2011-2016年A股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环境绩效与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关系密切。王丽萍（2021）等发现，企业成长性的不同以及竞争性的不同会对环境战略与企业的环境关系产生影响，在长期条件下的环境管理会对财务和环境绩效产生双赢的影响。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分别就社会责任意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创新能力、成长性、竞争性等多方面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均得到了丰富的那就成果。

除了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众多学者就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其首要目的便是获得经济利益，追求环境绩效势必会挤占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资金，对企业的运营造成影响。为了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胡曲应（2012）运用单位值排污费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以托宾Q值作为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在环境末端治理的情况下二者关系并不相关，但是在预防管理的情况下二者显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张长江等（2016）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存在双向正向影响，但是二者关系却并不显著，未能形成绝对有效的互动关系。由此可见，二者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强的影响效果，那么企业在进行环境管理的同时也就必然会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关系的研究现状

重污染企业作为环境污染产生的重要来源，其本身由于追求财务效益的特性，经常不会重视环境的保护。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在公共产品领域监管缺失的一种手段，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便非常有必要。为此，国内外众多学者在此方面做了众多的研究。具体来看，学者们对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大体分为四种：

第一种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一直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如Sinn amp; Hans Werner（2008）以《京都协定书》签订为研究起点，发现该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会增加能源消耗者即企业的环境成本，另一方面，能源供给者感受到威胁后便会通过能源降价等方式促进企业消耗更多的能源，产生更多的环境污染，这就是“绿色悖论”。第二种理论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波特假说是该方面的经典研究。波特（1995）认为环境规制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上的创新，能够获得“先发优势”和“创新补偿”以弥补环境成本，在提升环境绩效的同时也提升了经济绩效。财税激励作为环境规制种类之一，罗恩益（2020）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17年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财税激励能够明显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倪艳和李冬慧（2021）运用中国2013-2017年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的环境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大小与环境规制政策类型相关。第三种理论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如王丽霞等（2018）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绩效和环境规制政策的关系，发现企业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大小不同，企业的环境绩效也不同，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第四种观点认为，环境绩效的与环境规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金基瑶和杜建国（2021）基于东道国和母公司视角，对中国的外商企业进行调研并就环境规制、母公司管理以及企业的环境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东道国的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环境绩效没有直接影响。

综合以上观点来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及对象等的不同，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众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一，但是大部分学者仍然认为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环境绩效具有促进作用。在中国，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干预环境保护的手段，其具体落实还需要企业的战略选择和配合。因此，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环境绩效的影响由于企业的异质性，在结果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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